李剑锋先生说：“早在理学集大成于朱熹之前，陶渊明的人品便得到理学家们的交口称赞。周敦颐在他流芳千古的《爱莲说》中倡导一种高洁拔俗的‘君子’人格，而菊则是孤高避世的隐逸者的象征，与君子人格相通。他称赞‘晋陶渊明独爱菊’，以此来与富贵的嗜爱者对比。”[1]不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又特别标明“予独爱莲”[2]120，从而有意将自己与陶渊明区分开来。那么，从菊花到莲花，从陶渊明到周敦颐，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宁为遁者肥：周敦颐的归隐之志

周敦颐向往闲适的生活，所到之地必寻找佳山胜水，“到官处处须寻胜”[2]130。在周敦颐现存22首遗诗中，有16首是寻山游水之作。周敦颐多次表达对“闲”的赞叹与羡慕，希望早日回归旧隐。其《思归旧隐》道：“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朝市谁头白，车轮未晓鸣。”[2]135诗人感叹自己在朝市之中忙碌劳生，头发白了还不能归隐。他在《题惠州罗浮山》中又感叹自己公务在身，难得清闲：“红尘白日无闲人，况有鱼绯系此身。阙上罗浮闲送目，浩然生意复吾真。”[2]134其《喜同费长官游》又曰：“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2]130诗人自愧“爱利爱名心少闲”，实际上是说公务繁忙，难得清闲，同时，寻山寻水最难得的是伴侣，很高兴能有费琦这样的长官可以同好，可以同游。

“旧隐濂溪上，思归复思归。”（周敦颐《夜雨书窗》）[2]135深受公务之累的周敦颐，时时刻刻不忘归隐而去。其《赠虞部员外郎谭公昉致仕》表达了对谭昉的羡慕和自己归隐的心志：“知止自高德，宁为遁者肥。”[2]134他早早地在庐山置办了濂溪草堂，预备做自己的归隐之所。他借助为官的间隙“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箩，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2]169。

从周敦颐亲朋好友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周敦颐是常怀归隐之志的。其好友潘兴嗣在为周敦颐所撰墓志铭中说：“每从容为予言：‘可仕可止，古人无所必。束发为学，将有以设施，可泽于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从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2]167由此可见，周敦颐对于出仕与归隐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周敦颐长期为官的生涯中，他虽然抱着润泽生民的态度，但内心却一直隐藏着退隐的愿望。虽然“可仕可止，古人无所必”，但一定要选择，他还是期望“宁为遁者肥”的。潘兴嗣《赠茂叔太博》诗曰：“仕傥遇时宁枉道，贫而能乐岂非贤？区区世路求难得，试往沧浪问钓船。”[2]145黄庭坚更明确说周敦颐“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2]152。周敦颐妻兄蒲宗孟谓周敦颐“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2]169。退居是周敦颐念兹在兹的一件事情，“山水平生好，尝来说退居。无家归绂冕，有子侍篮舆。湓浦方营业，濂溪旋结庐”[2]148。周敦颐的另一位朋友吕陶亦记载周敦颐：“常自诵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志。’”[2]144可见，周敦颐虽然仕宦三十余年，但其内心一直怀着归隐的愿望。

即如朱熹亦不否定周敦颐有归隐山林之志：“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3]2118朱熹之语提醒我们在评价周敦颐时，不可偏执一端。不仅不偏执于“政事精绝”或者“山林之志”一端，也不偏执于其“学”或“行”之一端。

二、走在三径之上：莲与菊

周敦颐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已经较好地处理了出与处的关系，他没有陶渊明的那种纠结，所以他说“可仕可止，古人无所必”。周敦颐所处的时代的确胜过陶渊明的时代，普通知识分子也能得到一些尊重。所以，周敦颐又说：“是处尘劳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2]130周敦颐在官场中亦非未遭受过刁难，曾有人在赵抃面前中伤周敦颐，赵抃因而临之甚威，而周敦颐能够处之超然。

周敦颐虽向往归隐而又不得不忙碌于公务，其心理颇为复杂。

一方面，周敦颐既然早已离开父亲不在的湖南周氏老家，而郑氏舅家亦因舅父不在而难称舅家，所以，他是无家可归的。这大概是周敦颐无法高唱“归去来兮”的原因之一。既然无处可归，周敦颐便选中了庐山作为新家。蒲宗孟即说周敦颐：“山水平生好，尝来说退居。无家归绂冕，有子侍篮舆。湓浦方营业，濂溪旋结庐。零陵官俸剩，应得更添书。”[2]148这几句诗正说清了周敦颐退居山林之志与无家可归的尴尬，并交代了他强赴零陵为官，赚得俸禄营造九江湓浦旁边的濂溪书堂，并以此作为他未来归隐之地的过程。

文章来源：《牡丹江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mdjdxxb.cn/qikandaodu/2021/0212/5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