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我国，国民经济主要是由一个个家庭构成的，同时，每一个家庭又会在金融市场进行一系列的投资活动，他们对金融资产的选择对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年收入和整体资产量与日俱增。随着居民财富值的增加，投资理财知识也日益普及，居民不再拘泥于把钱放在银行，也渐渐投向资本市场，购买股票、基金、期货等收益较高的金融产品，获取客观的收益，以此构成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资产在家庭财产增值、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金融问题的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从微观角度来说，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可以合理规划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方案，同时为金融机构设计更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提供重要依据；从宏观角度来说，能够透过微观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问题去进一步理解宏观的经济稳定方面的问题。黑龙江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之一，位于中国的东北部，属于传统的二元经济类型，农村和城市金融资源配置差距较大，结构不合理、不均衡，为了快速提高黑龙江省的居民收入水平，更大力度发展金融经济，更好地研究该省的金融问题，帮助该省人民真正富裕起来，选择研究影响黑龙江省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的因素，为管理者提供政策建议，就显得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虽然目前我国是世界氮肥生产和消费大国，但还不是强国，与国际上先进的化肥、化工企业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氮肥行业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Heaton（2001）通过研究发现，年龄越低相对来说越愿意参与股票市场，一个人的教育和收入越高那么他也愿意参与股票市场。[1]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从信任的角度考虑家庭股票投资的行为，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家庭对金融机构和外部社会信任越高，则它就越有可能投资高风险资产。[2]Puri和Robinson（2005）发现，对未来预期越乐观的投资者投资风险高的股票越多。[3]Campbell（2006）通过研究发现，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选择很大程度会依赖于家庭财产和决策的比例，在一般情况下，较少的家庭财富很少选择较高风险的金融资产，经常会选择比较稳健型的金融资产，而家庭财富多的往往会选择风险较高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比例较高。[4]Clark（2012）认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持有家庭金融资产。一个家庭可以多增加劳动力来增加投资的回报，通过增加工作年限来调整人力资本，尽可能提高家庭承担投资风险的意愿。[5]Guven（2013）认为，由于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影响使得家庭金融投资呈现生命周期变化，人们过度投资房地产会降低对其他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6]Adnan Balloch，Anamaria Nicolae and Dennis Philip（2014）研究发现，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的关键因素，重要的是文化程度，而不是社交能力。[7]

（二）国内研究现状

李建军、田广宁（2001）研究了收入增长对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发现收入增长较快的家庭更倾向于低风险资产，较慢的增长倾向于流动性强收益较高证券资产和保险资产。[8]冯涛、刘湘勤（2006）在标准预防性消费——资产组合模型中引入了失业风险和收入风险两个变量，讨论了制度的变化是否会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产生影响。[9]陈彦斌（2008）运用2007年度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资产的分布，发现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的改善对提高家庭财富水平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更多财富通常资产结构更加多元化。[10]根据对CHARLS数据的研究，雷晓燕和周月刚（2010）发现，健康状况在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健康状况的恶化会降低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的持有，同时资产转移到更安全的生产资产和房地产。[11]王刚贞、左腾飞（2015）分析了对家庭资产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发现投资经验、人物性格、财富值与居民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偏好投资金融资产；年龄越大越不愿意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12]段军山（2016）使用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发现，家庭信贷约束越强往往会规避风险性资产。受信贷限制的家庭持有房产和股票的概率大大降低。家庭对风险的态度对股票资产的持有可能性和持有量产生抑制效果，对商业保险资产持有产生积极效果，对家庭房地产的选择没有显著效果。[13]

民的智慧很快被发挥了，他娘的这不就是澳洲大龙虾么。后来经过当地见过世面的村民反映，这个要冒充澳洲大龙虾还是难了一点，估计要再被污染五年才行，但是不要紧，澳洲还有小青龙，我们这冒充澳洲小青龙拿去市场上卖。

三、数据的收集与检验

本研究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调查内容，设计出本项目的调查问卷，向黑龙江省哈尔滨、牡丹江、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等地区的居民发放问卷，收集相关数据。

（一）问卷的设计与处理

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掌握好一门语言，词汇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著名语言学家威尔金斯（D.A.Wilkins）曾说过：“没有语法，人们可以传递一点点信息，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传递任何信息。”也就是说，掌握了词汇你才可以和人交流。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握语言，我国研究者对于英语词汇学习进行了大量研究。为了了解我国相关研究的现状，对2013-2017年5年间我国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英语词汇学习文章进行了文献研究，旨在客观反映国内研究现状，使相关工作者和有兴趣的人可以了解国内英语词汇学习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以及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调查问卷分为4个部分，包括17个相关问题。第一部分是家庭决策者的基本信息，共包括6个问题，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态等；第二部分关于家庭成员的家庭资产选择行为认知因素共有6个问题，包括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对经济的预期、购买金融资产关注的因素等；第三部分关于家庭收入及消费情况共有3个问题；第四部分调查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含有2个问题，主要是存款、股票、期货等金融资产的持有情况。本次调研一共发放调查问卷一千份，共回收八百八十八份，回收率约百分之八十八，经筛选，去掉无效问卷，最后获取有效样本五百七十二个，约占回收份数的百分之七十。

（二）调查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小涵时常有饭局。有一次为了孩子的什么事，他不得不给小涵打电话。短信事件后，他从不在小涵外出的时间段给她电话。他也要求小涵这么做。他们恪守得都不错。可是那次接通电话后，他突然也顺带着问了一句：你不是在吃饭吗？为什么这么静？小涵回答他的却是冰冷的一句：少罗嗦，有事快说！他顿时感觉碰了一堵泥墙，讨了个无趣。

根据2.1小节机组的造价分析，在建设天然气发电方面，平均造价约为0.068亿元/MW。因此，岛内建设天然气电厂投资F(亿元)与建设容量S(MW)的近似关系为：

从表1可以看出，显示解释变量之间的KMO检验值0.723大于0.5，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说明本文选取的家庭金融资产影响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Design of Improved ADRC for Drum Water Level Regulation of Ship Boiler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公共因子在不同变量指标上的因子载荷。第一个公共因子在Age、Education、Marriage有较大的载荷，反映的是家庭投资决策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可以被认为是家庭结构因子(Factor 1)；第二个公共因子在Gender、Risk attitude有较高的载荷，反映了家庭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可以被认为是行为特征因子(Factor 2）；第三个公共因子在Income有较大的载荷，家庭收入反映了家庭的财富状况，因此第三个公共因子可以被认为是家庭的经济状态，命名为经济特征因子 (Factor 3)。

上述计算公式字母具体表示含义如下：i表示第i道题，第i道题得分的方差就表示为，n表示共有n道题，n道题目总体得分的方差为。本文利用克朗巴哈(Cronbach)α系数来判断参加调查的家庭资产决策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风险态度等调查结果是否可靠，通过SPSS24.0分析得出信度系数（克朗巴哈α系数）为 0.627，大于0.5，说明调查问卷具有很高的信度，变量的测量结果满足信度要求，能够进行后续研究。

四、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进行KMO检验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KMO测度是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判定。通常情况下，当KMO统计量值小于0.5时，则认为该组变量不适宜进行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是否为单位阵，当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时，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则因子分析不能进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的KMO测度值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效度，也就是有效性，它是指对所需测量的事物使用的工具或手段的准确程度，即指测量结果对调查内容反映的程度，调查内容与测量结果符合程度越高，则效度越高；相反，效度就越低。在本研究中，问卷的测度题目来自于CHFS成熟的量表，CHFS的问卷经过项目组长时间的精心设计，其科学性和全面性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肯定，调查问卷的效度可以得到保证。

本文通过特征值准则和累积方差贡献率来确定公共因子个数，提取的3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9.898%，解释了大部分的数值变动，说明对数据结构的探索是有效的。

对于家庭金融资产影响因素，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

信度分析选用克朗巴哈(Cronbach)α系数通过判断内部一致性来评判数据是否可信， 其计算公式为：

（二）Logit回归分析。根据以上因子分析的结果，选取的自变量为三个公共因子，因变量为选择货币类资产和证券类资产的概率，进行Logit回归，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χ2统计值都在0.05的水平下显著，两个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较好的解释，回归结果整理如表3。

其中，P1指家庭选择货币类资产的概率，P2指家庭选择证券类资产的概率。

（一）拓展家庭投资渠道，分流储蓄存款

根据上述三个公因子，通过SPSS24.0计算出各公共因子的得分。再利用公共因子的得分，进一步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模型此时变为：

（三） Logit回归结果的说明。在模型1中看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来说，经济特征因子（Factor3），即家庭收入有明显影响，而其他两个因子影响不够显著，这说明家庭是否选择货币类金融资产（银行存款、债券）进行投资，主要受家庭的经济状况影响，与家庭结构关系很小。从上表中看出，回归系数为0.525，为正数，也就是说，居民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货币类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就越高。

在模型2看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证券类金融资产来说，家庭结构因子、行为特征因子和经济特征因子都有显著影响。首先，从上表中看出，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的回归系数为-0.346，为负数，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者的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的证券类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反而下降，理财规划师也曾对年龄这一因素给出相类似的建议：年龄增大后，居民家庭应相应减少风险资产（即股票、期货等证券类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样，关于教育程度这一因素，由于中国股市尚且不够完善，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更有可能判断股票市场相关信息的虚假程度，更加了解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自然会减少对证券类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其次，行为特征因子（Factor2）和经济特征因子（Factor3）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75、0.528，均为正数，说明居民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证券类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就越高。另外，证券类金融资产（如股票、期货等）的投资风险较大，对此类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受到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者风险态度的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者越偏好于风险，证券类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就越高；反之，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者越厌恶风险，证券类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就越低。

综合分析上述两个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的众多因素里面，直接影响因素是家庭结构特征因素（投资决策者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它直接影响居民家庭是否选择证券类金融资产，影响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的基础因素是家庭收入状况，不管是货币类金融资产还是证券类金融资产都是以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的，家庭财富值越高，投资各类金融资产的概率就越大，另外，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它对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构成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对策建议

何花和奚陈莲从英法德日四国的煤矿关闭案例中，探讨国外煤矿关闭退出及矿区转型的经验，为我国的煤矿关闭工作提供相应的启示。总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

无论是开腹手术还是微创手术，多数文献保留神经的手术采用的路径是，先解剖下腹下神经，然后寻找盆神经丛，上述结构解剖清楚后，保留盆神经丛的膀胱支。该方法的优点是直视神经，利于教学，但问题是盆神经丛呈鹰爪型，细小与纤维组织很难区分，且与盆静脉丛纵横交错，一旦静脉出血，手术将无法进行[21]。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张志毅教授[22]20世纪80年代发明了输尿管鞘膜内解剖输尿管方法用于妇科的盆腔手术，使复杂的盆腔手术化繁为简。

通过调查研究表明家庭还是将储蓄存款作为他们投资的第一途径，另外是股票，很少选择其他的金融产品。因为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不但大同小异，同时没有合理的风险划分，居民很难寻找到适合自身情况的金融产品。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进一步放宽对了金融市场的管制。最近几年，市场出现了很多金融产品，例如多样的结构化产品和基金期货等。以避免利率风险和投机资本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但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发展。很难去实现居民自身的投资意愿。原因是金融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少被需求者了解熟知，那么更难去被采用接受了。很不利于金融产品未来的发展进步，还要去寻找更加匹配适合各个投资者的金融产品，除此之外，进一步了解家庭投资的影响因素，给我国金融市场创造更好的投资氛围。

（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改善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

校园文化是以师生价值取向为核心，以学校的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管理制度、文化活动、行为方式和环境建设等为表征的精神状态和文化氛围。这种状态和氛围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时间中创造和逐步形成的,在得到全校师生普遍认同和遵循的同时，还成为学校办学特色的理念和精神象征。校园文化在广义中指的是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狭义中指的是各种文化活动，如英语角、校园竞赛等等活动。综合来说，校园文化其本质，基本上可以用三个方面表现。

上市公司诚信缺失的现象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使投资者亏损巨大。对于居民来说如此大的风险很难去控制，更多的是观望，投资过程中考虑的因素也很多，十分谨慎。这会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将质量管理放在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更加严格化的管理。中国证券市场应该更加重视信息的公开透明，在监管过程中，引导资本、市场、诚信的约束作用。与此同时，也要调节证券市场的投融资平衡。长久的过程中，融资就颇受关注。

我国IPO规模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然而市场收益率却一直没有突出的成绩。有关部门应该更加重视投资方面。可以帮助投资者实现资产的创收。投资者们会通过上市公司的良好业绩而获利。证券市场监管更加合理化，保证信息真实诚信，会带给投资者投资证券市场的信心，使他们更加热情饱满地参与到证券市场的投资浪潮之中。

（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状况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自身带有的财富效应对投资货币性证券产品支持和鼓励。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方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最近国家准备启动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改变以单个劳动者的收入划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传统途径。原因是在我们的群体中，不同工人面对的财务问题具有差异性，那么按照过去的方式计入税款，影响工人正常的生活水平，增加每个家庭的生存压力，就会出现分配不均的现象，影响社会的公平，然而以家庭为单位计入税款，这样对于工人来说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减少，可以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减轻负担。从侧面可以衬托出我国税收征收方法的以人为本理念。通过这个途径增长了家庭可以支配的收入，促进了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保障。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实现居民的共同富裕，更加关心居民金融资产的保本创收，可以推动更多劳动者进入金融市场之中。

参考文献：

[1]Heaton,J.andD.J.Lucas.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Background Risk[J].Economic Journa1,2001(12):110-119.

[2]Guiso,L.,P.Sapienza & L.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AmericanEconomic Review,2004,(94):526-556.

[3]Puri,M.D.Robinson.Optimism and economicchoice[J].NBER Working Paper,2005(12):152-159.

[4]Campbell.2006.Household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e,61(4):1553-1604.

[5]Clark Andrew E.,Paul Frijters and Michael A..Shields.Income and Happiness:Evidence,Explanations and Econom is Implications[J].Paris-urdan Sciences Ergonomics,Working Paper,2012(4):132-144.

[6]Guven C.Reversing the Question:DoesHappiness Affect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J].Journal of Economics is Psychology,2012,33(4):29-36.

[7]Adnan Balloch,Anamaria Nicolae and Dennis Philip.Stock Market Literacy.2014.Trust,and Participation.Review of Finance,9(18):1-39.

[8]李建军,田光宁.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J].金融论坛,2011(11).

[9]冯涛，刘湘勤.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居民资产组合行为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J].经济经纬，2006(6):143-146.

[10]陈彦斌.中国城乡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J].金融研究，2008(12):87-100.

[11]雷晓燕,周月刚.中国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健康状况与风险偏好[J].金融研究,2010(1):31-45.

[12]王刚贞,左腾飞.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2):151-154.

[13]段军山,崔蒙雪.信贷约束、风险态度与家庭资产选择[J].统计研究，2016，33(6):63-72.